文艺批评 | 肖进：作为“读者李定中”的冯雪峰 ——兼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读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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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读者李定中”是“萧也牧事件”中一个不被关注的重要对象。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厘清冯雪峰和李定中之间的批评分野：冯雪峰为什么要化名李定中？作为读者的李定中的批评为什么如此重要？进而，以李定中个案为切入口，探析如何评估“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读者批评：读者批评有一个制度性的构建；它提供了一个较为开放的“参与渠道”；读者批评和作品文本共同构成重要的批评“事件”。对读者批评的考察其实就是以社会文化史的方式考察“事件”。只有在这种“转换”的情况下，才能突破读者批评是“权威批评的延伸”的既有观念，才能真正凸显读者批评自身的意义。

本文原刊于《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3期，感谢作者肖进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肖进

作为“读者李定中”的冯雪峰

——兼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

“读者批评”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作为建国之后第一部被大规模批判的小说，近些年来受到研究者较为集中的关注，已经形成了当下“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小“热点”。还有刊物专门为此设立研讨专辑。①对于这些评论，学者姚丹总结为两大重点：“一是从小说‘叙述艺术高超’、内容具‘日常性和趣味性’等内部因素为萧也牧辩护，肯定《我们夫妇之间》的文学成就；二是从文学斗争的外部角度评判陈、冯、丁当年的批评活动，认为是将艺术与政治混同，上纲上线，将艺术批评转化成了政治斗争”。②

无论是从“内部因素”分析还是从“外部角度”评判，研究者的一个基本逻辑是“辩护”与批评：批评当时政治化的文艺运动对作家和艺术创作带来的伤害；为萧也牧作品中不为人所重视的艺术性而感到惋惜。这似乎已经成了当前研究难以跳出的定式思维。可贵的是，姚丹的研究没有跟从这一“定式思维”，而是从特定的角度，选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定的“人”——冯雪峰，通过追溯批评者的理论来源，围绕“艺术力”与“人民力”这两个概念，对冯雪峰在特定环境中的批评寻找到合理的学理依据。

但是，既往研究在关注和梳理这一批评事件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之处，那就是“读者李定中”的存在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作为最具火力的一篇批判文章，“读者李定中”的批评语气、文风和行文逻辑都和别人的批评不同。李定中这个神秘的“读者”，在80年代初期，经丁玲亲口承认，已确定就是冯雪峰。③后来的研究者在确认二者同一时，并没有对他们之间的差异作进一步的探析。在我看来，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冯雪峰和作为“读者”的李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尚需厘清。不能把“李定中”和“冯雪峰”作为完全相同的一个人看待。“冯雪峰”是一个文艺理论家，担负着意识形态的领导和规正责任；“李定中”则是一个“读者”，这个“读者”虽“喜爱文艺”，“但对于文艺理论，……平时少研究，可说一窍不通”，而他所写的批评也只是“意见”，还“不知道对不对”，请编辑“不要把它看作批评”。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冯雪峰的刻意所为。但如果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的话，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冯雪峰为什么要刻意如此？从当时的批评效果来看，为什么作为读者的李定中的批评如此关键？以此为切入口，我们应该如何评估“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读者批评？

一、冯雪峰为什么化名“李定中”？

丁玲的回忆并没有说明冯雪峰的化名问题，只是说，“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涂光群在《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中有一段比较逼真的记述：“丁玲问冯雪峰看过萧也牧的这篇小说没有，雪峰说读后感觉不好……于是丁玲要他给《文艺报》写文章。雪峰用了一个普通读者口气，写了这篇文章，署了个化名，他要求对作者真名保密”。⑤涂光群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是回忆“十七年文学”的珍贵史料，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引用。但是这里的记述，显然与丁玲的回忆有出入：丁玲说冯雪峰之所以写作批判萧也牧的文章，是陈企霞的约稿(显然丁玲是知情的)。涂文则说是丁玲要冯雪峰给《文艺报》写稿；其次，丁玲并没有指出冯雪峰的化名问题，涂文不仅说冯雪峰化名，而且指出冯雪峰要求“保密”。涂文来源不知。其说冯雪峰要求“保密”的史料真伪亦可存疑，但从李定中给《文艺报》来信的开头几句话中，显然可以看出是想和真实的冯雪峰拉开距离。由于写作此文非冯雪峰主动要求，此中有两种可能，一是冯受邀承应，但不愿用自己的本名发表评论，原因或与《文艺报》方面对写作的具体要求有关，联系冯雪峰自己的批评风格，二者之间或有相左之处（下文详述）；另一种可能是文艺报（陈企霞或丁玲）的“需要”，要求冯雪峰以读者名义化名写作。以下是对这两种可能性的分析。

《文艺报》是否对冯写作批萧的文章提出要求，不得而知。目前也无任何涉及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但是，检索冯雪峰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以来两年间的写作，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从1949年6月到1951年6月，冯雪峰共有长短约20篇文章公开发表。⑥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政治表态文章（政论）；关于鲁迅；文艺评论；对当下一些文学论争的意见和看法。与李定中文相关的主要是后两类。对当下文学论争的写作，主要体现在《谈谈杂文》和《我对于新诗的意见》。其中，《谈谈杂文》是针对1950年发生在上海的“杂文复兴”讨论的总结。冯雪峰在这些文章中展现了主流文艺理论家的风格：既站在《讲话》的立场对各种不同的思想提出批评，又具有理性和逻辑上的说服性。其文公允、持平，相对温和。关于文艺评论的文章，主要是对欧阳山、柳青和马加等人作品的批评（《欧阳山的<高干大>》、《马加的<江山村十日>》、《柳青的<种谷记>》）。这几篇文艺批评基本上可以代表作为批评家的冯雪峰1949以后两年间的评论风格和特点。首先，在这几篇批评文章中，体现出冯雪峰一贯的强调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相一致的观点。在对欧阳山的《高干大》的评论中，冯雪峰认为作者“抓住了共产党人的这一个品质和‘魂灵’，来作为源泉与中心，描写了高干大，——这是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但同时也指出小说由于“艺术力”的缺乏，作者的“匠心”随处可见：“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它不是一株生在旷野间的树，而是一株砍倒了的、并已经当作木材用了的树”。⑦对柳青的《种谷记》，认为对事件矛盾的发展和人物思想意识的分析不够深刻，这样“作品的思想主题就显不出强大的力量” ⑧对于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则直言是“一幅速写式的中篇”，“一幅炭画”。⑨其次，冯雪峰非常注意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并往往把作品是否与现实紧密相连作为小说的价值提出来。“（柳青《种谷记》）的价值，是在于他把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陕北的一个村庄的面貌，介绍给我们，介绍得非常精确和非常详细”。“（欧阳山的《高干大》）一定能够在我们的群众工作中发生很实际的好的影响”，为此，作者自信“可以负责的把它介绍给新解放区的工作干部和一般读者们的”。第三，作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批评注重理性言说，强调对作品的辩证分析，坚决摈弃不负责任的片面批评。比较而言，1949年以后冯雪峰在批评上所选择的这三篇作品，都很难称得上是优秀之作。但冯雪峰并没有做或好或坏的片面评判，而是通过对作品的理性分析，根据作品内在的逻辑发展，辩证的指出其缺点，同时也基本肯定了小说的价值和作者的努力，体现出对文艺创作甘苦的理解之同情。比较典型的如评价柳青的《种谷记》，冯雪峰对这部小说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但仍然强调：“这部小说，虽然在创作方法上我以为有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仍有它的并不小的价值，我们决不能因为写的方法上的问题而抹杀它。” ⑩

冯雪峰

冯雪峰对这三篇小说的评论，反映出他在1949年之后文学批评上的选择性：无论是批评对象还是批评观点，都有严格的标准。这个标准，用陈晓明的话来说就是：“冯雪峰一直在寻求与《讲话》精神相一致的更具有整体性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⑪在这样的筛选标准之下，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很难进入冯雪峰的视野。实际上，仔细分析李定中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 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以下简称“李定中文”），我们很难从中找到任何与冯雪峰的批评观念有关的蛛丝马迹。首先是文章的标题，李定中文的标题看不出是针对一篇文学作品的批评，相反，是比较粗暴的辱骂。这在建国初期的批评中是很少见的。鲁迅说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作为鲁迅的学生，相信冯雪峰对此是非常熟悉也牢记在胸的。而今，是什么原因导致要对萧也牧的小说做如此激烈的抨击？

可以再来做一个对比。李定中文发表之前，《文艺报》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企霞的《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在批评中，企霞用了比较激烈的语言：“在这部小说中，很多描写是片面的、杂乱无章的、人物的性格前后矛盾，有的甚至是分崩离析的，并且在完成主题的意义上来说，是多余的，也有很多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是被歪曲了的东西”，“…… 这些内容的主要方面，无论从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的缺点。这些缺点和小说全面地纠结在一起，并不是从属的或枝节的缺点”。⑫企霞的这些评论在当时被认为是粗暴的，不仅伤害了作者，而且受到其他批评家的批评：“不管是什么情况，在哪种场合，反正英雄不能‘怅惘’；英雄和蜕化分子在一起，前者对后者只展开批评还不行，一定要占压倒优势，作者并且不能描写蜕化分子批评村里的工作，就是描写他从错误的立场上来批评也不行，否则就是作者‘给蜕化分子以’‘权利’；英雄的恋爱不能和普通人有共同之处，不许写一见倾心而要有‘庄严的内容’；作者描写英雄人物所运用的辞汇要有很多避讳，只能用‘谦逊’而不能用‘骄傲’，哪怕他是对自私自利者的‘骄傲’；甚至连‘出口长气’也与英雄的精神不符合。……”⑬但至少，在这些被认为粗暴的评论中，也都是就作品的内容、结构、语言等来谈的，没有涉及到更多的辱骂性的言辞与敌对性的评判。李定中文较之企霞的批评，更上了一个台阶。直接抛开小说的艺术、结构和语言等方面，专就作者的政治立场做文章，几乎坐实了萧也牧敌对阶级的身份。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冯雪峰受邀写作评论《我们夫妇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个“命题作文”的窘境。当时，对《武训传》的批判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以丁玲为首的《文艺报》要表明自己在文艺批评上的领导地位，就得拿出具体的成绩来。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适当其时的出现，成为“围剿”的最佳对象。想必《文艺报》给冯雪峰出的这个命题作文让他很难用自己熟悉的写作方式和理论思维来进行，一定要勉为其难的话，最好的方法是用化名。批评家的身份要求他在写作的时候对作品进行理性分析和艺术评判，化身读者则可以抛开这一切。可以不要理性的分析语言，可以不要逻辑，可以片面，甚至可以适用粗暴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读者的身份让理论家推开了负在身上的责任，无所顾忌，嬉笑怒骂。事实上，这一切李定中的文章全都做到了，这其中，语言的暴力尤其怵目惊心：轻浮、玩弄、卖弄、虚伪、高等华人、玩世主义、白华作家、矫揉造作、低级趣味、癞皮狗等等。难怪发表之后，《光明日报》批评说此文“在批评态度上，实际是陷于敌我不分。亦是失去立场的批评”。⑭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冯雪峰化名李定中未尝不是《文艺报》的有意为之。继陈涌在《人民日报》发表《萧也牧的创作倾向》之后，《文艺报》便迅速启动批评机制。从6月25日到8月25日，密集发表批评文章。6月25日，发表读者李定中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 反对新的低级趣味》；7月25日，发表北京大学叶秀夫的《萧也牧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和北大学生乐黛云的《对小说<锻炼>的几点意见》；8月25日，主编丁玲以通信的方式发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同期的文艺报还刊发了《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的座谈会》，会议由丁玲主持，与会者皆是文学界和电影界有影响的重要人物。

以上表明，在《文艺报》“围剿”萧也牧的策划里，有批评家、教师、学生、主编，还有文艺界和电影界重要人物的座谈会，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学批评，而是有组织、有规模的批判运动了。但是，这个严密的策划，单单缺少一个扮演权威批评角色的“读者”。而在当时，作为人民的“读者”的批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如果要这个“读者”在这场“围剿”大战中大显身手，普通的读者来信显然是不行的。以冯雪峰和丁玲的关系，邀请他来充当“读者”，即使不太愿意也很难推辞，更何况萧也牧的小说也确实存在问题。冯雪峰1949年以后的批评，并非没有化名写作，但除了对帝国主义的愤怒言辞之外，少有这样非理性的激烈与粗暴的谩骂。果然，从批评之后的效果看，李定中文起到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萧也牧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书，几乎就是对应李定中的批评做的检讨：“我的态度是轻浮的、虚伪的，甚至是玩弄的态度，写到他们的缺点，则津津有味，增枝添叶，伪造事实，不惜采用讽刺的手法，竭力渲染。甚至写到他们的优良的品质时，也是抱着一种玩弄的态度”，“我的作品里边所反映出来的：对于生活本质的歪曲，那虚伪的风格，那低级趣味，那玩弄人物的态度，以及严重的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把创作看成是个人的事业，看成是获取个人名誉地位的敲门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投机取巧、粗制滥造……那种低劣的品质，无一不是我骨头缝里的东西”。⑮

二、“读者李定中”的批评为什么

如此重要？

在冯雪峰的批评生涯中，化名读者对文艺作品进行这样的政治性批判，这是唯一的一次，可以说是一次例外，但却给我们留下了绝佳的读者批评范例。

首先，读者代表人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被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纲领的《讲话》里，工农兵是人民的化身。《讲话》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作为人民的读者先验地具有政治正确性。以读者的名义发表的批评，其评价如何，是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读者的肯定，意味着作品政治上的正确性。反之，则意味着没完没了的检讨和创作生涯的终结。所以当时很多作家对自己作品受到的批评极为重视。唐达成曾回忆丁玲和陈企霞主持《文艺报》时的批评风气之盛，导致“（作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⑯作为“人民”的李定中，虽然谦说自己不会写批评，也请编辑不要把自己的意见看作批评。可一旦把萧也牧进行政治定位，就意味着已经不是具体的李定中的个人意见，而是无所不在人民群众给他的定位。

其次，较之批评家的批评，读者批评少了一些顾忌，多了一些随意；少了一分理性，多了一分武断；少从审美艺术进行分析，多从政治立场加以判断。陈涌的《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虽然提出了萧也牧创作中的“倾向”问题，既引领了之后丁玲等人的批评方向，又应和了《武训传》批判中的要求，但其理性、分析的语言却没有李定中的批评更犀利，嬉笑怒骂，上纲上线，都无不可。如陈涌说萧也牧“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 ⑰李定中则进一步强调“假如萧也牧同志真的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趋于极端的文风在文中多次出现，如“假如我把林语堂的骷髅画在悬崖边上的牌子上面，您们说我故意吓人，我一定承认；但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贴在牌子上面，您们总不会不同意的罢？” ⑱前文引述李定中文的语言暴力也是一例。

第三，“读者李定中”的批评之所以可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提出的低级趣味和“玩世主义”，是典型的日丹诺夫主义式的批判。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1946—1953年间，由于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等苏联意识形态领导层对战后文学发展状况不满，从而引发的一系列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大批判。一些西方学者把苏联文学的这段发展过程称之为“日丹诺夫主义时代”。⑲日丹诺夫式的批评主要体现在1946年8月到1948年2月间日丹诺夫做的《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开幕词》、《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等三份报告。最主要的是《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决议认为《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发表了“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的不问政治的”左琴科和“表现......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的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因此决定停刊《列宁格勒》，同时对《星》杂志进行改组，“责成《星》编辑部......采取办法无条件的消除本决议中所指出的该杂志的错误和缺点，端正该杂志的方针并保证使该杂志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停止刊登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以及他们这一类人的作品”。⑳

电影《武训传》剧照

对比李定中文和日丹诺夫的报告，文章中的关键部分明显来自日丹诺夫。李定中文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以及指责萧也牧是“玩世主义者”，都非常贴近日丹诺夫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指责。对萧也牧“低级趣味”的指责和日丹诺夫笔下“低级趣味的不问政治的左琴科”如出一辙。更为严重的，是李定中文的行文，谩骂的文风和对写作者的人身攻击是典型的日丹诺夫风格。有论者指出，正是因为日丹诺夫主义为文学规定了一套铁则般的阐释模式，日丹诺夫才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做出如此“理直气壮”的谩骂攻击。㉑这句话用在李定中那里也是完全合适的。在李定中看来，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完全脱离了人民，认为这样写“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这种低级趣味并不是真的人民生活，也不是艺术”。

对李定中文所蕴含的这一层含义，萧也牧不可能不知道。在建国初期的文艺界，日丹诺夫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就阐发了日丹诺夫的理论，认为 “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反应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他们的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而 “作品的高度的思想性主要就表现在对于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的深刻的揭露”。㉒如果这些还不足以揭示问题的根本的话，那么，《文艺报》在批判萧也牧的过程中刊载苏联《真理报》的《把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提得更高一些！》社论，则几乎是明确地暗示要从苏联的文艺批评实践中取得借鉴。而这一“借鉴”的核心则仍然是日丹诺夫主义的精神！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在建国初期中国文艺界的影响之深，几乎可以见之于所有当时最重要的批评家的批评文章。1940年代茅盾访苏时，正是日丹诺夫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进行批判的时期。日丹诺夫的批评不仅没有引起茅盾的反感，反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应当学习的批评指南：“（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所表现的伟大英勇的业绩，淑西庆柯当然是亲眼看到的，然而他装作不见，却在描写久已不复存在的旧社会的渣滓，这当然要引起苏联人民的愤怒”，“淑西庆柯事件在苏联就是一个作家应如何尽职尽责，服务于人民（而不是危害人民）的问题。” ㉓在对电影《武训传》批评中，邵荃麟要求“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苏联的经验”，他强调1946年日丹诺夫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批评，“是在联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从这个思想斗争，他们建立了最严肃的，负责的文艺批评制度，首先是建立了文艺杂志的严格编辑制度”，“这种严肃的制度保证了他们批评工作的经常性”。㉔比较而言，冯雪峰虽然没有明确地像邵荃麟和茅盾那样直接引入日丹诺夫，但1949年以后,“艺术力”与“人民力”结合的文艺理念已经开始倾斜。前述他对批评对象的选择即是一个显例。李定中文之后，冯雪峰又写了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论文章，文中提出两个鲜明的观点：一是强调要写新型的革命英雄人物；二是强调小说要写出党的领导，㉕要求党的领导与农民斗争相结合。这条不太明显的脉络显示出冯雪峰对《讲话》的理解、紧跟与维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李定中就是冯雪峰，那也并不令人惊诧。李定中文所透射出的，是一个日丹诺夫式的冯雪峰。

三、如何评估“十七年”文学批评

中的读者批评？

李定中文在萧也牧批评中的关键作用，反衬出读者批评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十七年”的读者批评，已有不少研究者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当下对读者批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读者来信”或读者上，多做具体的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性的文学批评视野，很少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审视。事实上，从批评史的角度观之，读者批评是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读者批评是建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关键因素之一。正确评估读者批评在整个“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深层脉络和发展走向。这涉及到几个紧密相连的问题：什么是“十七年”间的读者？为什么要建立读者批评制度？如何从功能和阐释的角度界定读者批评？读者批评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影响怎样？

美国批评家简·汤姆金斯在《读者反应批评：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书中指出，所谓读者，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假想的读者（hypothetical reader）和实际的读者（real reader）。㉗假想的读者实际上也可以称作是理想型的读者。这种读者被认为“懂得叙述者的语言和语汇，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能够较为准确记忆被叙述的有关事件，并得出断言性的读者”。㉘因此也被称为“有能力的读者”和“有知识的读者”。实际存在的读者，就是阅读作品的普通阅读者。他们对作品的反应和阅读可能不能达到作者的期待，但却是具有实践意义的阅读经验。

假想读者和实际读者的划分，立足于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是在普泛意义上对读者的辨识。它既展现出读者在阅读文本上的期待视野，也透露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潜在读者的期待。不同于西方的纯文本化的读者接受，“十七年”文学中的读者批评，因为其特有的政治/革命语境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具体的表现在于，一方面对读者的批评极为重视；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读者又具有多面性和不确定性。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研究者在对读者进行分类的时候，其标准也不尽相同。同样是对“十七年”间“读者来信”的研究，有研究者“根据来信不同的背景、身份、内容、形式等特征信息”，把读者来信分为真实的读者来信、被有意组织和搜集分类的读者来信和非真实的读者来信三类。㉙有的研究者则从话语特征入手，将“十七年”文学中的读者话语分为大众型读者话语、专业型读者话语和权力型读者话语三类。㉚二者的分析，表面上是根据不同的信息源做出的不同分类，实则体现出区分标准的混乱。后者提出的所谓话语特征，简单说就是前者信息源中的内容和形式两项。在相同的信息源下，前者进行分类的依据是读者来信在报刊上的实际应用身份/功能，后者则主要针对读者来信的话语内容做出的区分。这也就意味着，在处理读者来信时，期刊编辑有一个根据不同的内容，做相应的功能分类的行为，并且把处理好的读者来信按照刊物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发表，以便达到刊期的预期目的。这样看来，“十七年”文学中读者的复杂性，不仅仅是和读者相关，还和读者批评制度的建构有关。因此，要廓清读者的身份和功用，就有必要追溯读者批评制度的来源。

读者批评制度的建立起源于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的改版。在文艺界的整风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而工农兵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被“先天”的确立了“读者”的地位。但仅有理论上的定位是不够的。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共强化对报刊的领导，《解放日报》改版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强调对报纸舆论的利用，“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办报思想上：“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㉛这就把报刊的生存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1949年以后，这一办报思想模式进一步得到强化。195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重点强调群众来信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认为群众来信是“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从而确定把“处理群众来信的情况”作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并规定“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㉜一年以后，毛泽东又专门为读者来信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㉝

以上对读者来信/批评起源的梳理，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批评，实质上被认为是带有普泛性的政治意味。是一种批评，更是一种监督。在这个意义上审视什么是读者这个问题，我们会得到更为清晰的印象。首先，“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读者不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普通读者。以斯坦利·费什（Stanley Eugene Fish）为代表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认为，读者就是实际阅读作品文本的普通读者，同时结合自身的理解，“制造了他在文本中所看到的一切”。㉞ “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读者有一定的选择性和范围限制。如果按照费什的观点，无论是批评家还是期刊编辑都是读者。这样一来，就很难区分“人民群众”这个至关重要的群体。在前引两位研究者的研究中，李卫国的分类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既然专门分析读者来信，那么把读者区分为大众型、专家型和权力型三类，就存在一个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问题。虽然《讲话》并没有具体明确哪些人是“人民群众”，但既然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就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的存在。而无论是“大众型”还是“专家型”的读者，都有被指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可能。所以。要确定谁是读者，关键的问题不是界定“来信”的内容和身份，而是要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判断，并且这个判断必须随着不同的政治状况出现而做出修正。

读者身份的动态属性决定了读者批评功能的不确定性。但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读者的批评观念与自身固有的审美观、价值观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费什的“解释团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观点值得借鉴。费什认为，“我们所能进行的思维行为是由我们已经牢固养成的规范和习惯所制约的，这些规范习惯的存在实际上先于我们的思维行为，只有置身于它们之中，我们方能觅到一条路径，以便获得由它们所确立起来的为公众普遍认可的而且合于习惯的意义……解释策略的根源并不在我们本身，而是存在于一个适用于公众的理解系统中”，他又强调，“在这个系统范围内，我们虽然受到它的制约，但是它也在适应我们，向我们提供理解范畴，我们因而反过来使我们的理解范畴同我们欲面对的客体存在相适应”。㉟如果说1950年代的读者批评也有一个“适用于公众的理解系统”，那么这个理解系统毫无疑问是《讲话》。对于接受过《讲话》洗礼的李定中们来说，《讲话》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已经“先于”他们的思维行为，成为自身的话语资源。除了《讲话》，苏联的文艺批评理念也是1949年以后适用于读者批评的“理解系统”。从1949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后，新中国的文论界对苏联文论的模仿借鉴亦步亦趋。纵观这一时期的《文艺报》，不管是批评还是提倡，几乎都有苏联的文论的影子。㊱日丹诺夫的批评行为和批评理念作为正面的例子成为文艺界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对象。㊲正是这个原因，李定中的文章虽然受到裘祖英的批评，但也似乎并不被认为这种日丹诺夫式的批评有什么不妥。

读者批评对“理解系统”的自动确认，尽管强化了自身的“正确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就认为， “读者（批评）”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仅仅是权威批评的延伸。㊳洪子诚的这个观点，建立在其对“十七年”文学的多年研究、浸润之上，与费什的“解释团体”观念暗合，对于理解“十七年”文学，尤其是文学制度提供了一把钥匙，在“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中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对于“十七年”间众多的读者来信，是否可以一概而论的认为都是“权威批评的一种延伸”？该怎样解释研究者对读者来信进行的分类：真实的读者来信、被有意组织和搜集分类的读者来信和非真实的读者来信？

如果把读者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审视，不仅需要提供新的视角，还要去除“权威批评的一种延伸”的前理解。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打量“十七年”间的读者批评。

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十七年”时期的读者批评之盛，超过任何一个时期。这一方面固然是文艺意识形态的倡导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十七年”间文艺创作和批评风气之浓。仅从读者的角度观之，读者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学发展的参与，只有通过批评才能传达出来。所以，读者批评的一个显著功效，就是提供了一个参与的渠道。这个参与渠道是开放性的，并非全部都是“权威的延伸”，它有一定的组织性，但也有自发因素。组织性的批评参与一般发生在特殊的批评时刻。仍以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为例。 小说的发表首先得益于《人民文学》的编辑。作为第一个读者，编辑的肯定之举就是通过刊物这个媒介把作品推送到读者面前。小说刊出后，“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连环画……”㊴一位叫白村的读者在《光明日报》发表《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认为“在这样灿烂的时代中，在这样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在充满着荣誉与欢欣、歌唱和诗意的国家里，我们该是多么兴奋。这些，正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所需要表现和描写的东西”。㊵白村是谁，没有人知道。从这篇评论中也看不出对小说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论述。只能说，白村利用读者批评这个“参与渠道”表达了自己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感受，或者说借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换一个角度，“十七年”读者批评所展示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对作品文本的批评与接受，他们更多的是“参与”，参与其中的“事件（event）”。费什认为，“意义即事件”。他说，“人们一般习惯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可以用“这句话做了什么”来代替。“这一改变表明读者面前书页上的一个句子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成为一个事件（event）”。㊶费什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读者不能仅仅从作品文本中获得意义，而要通过阅读过程创造意义，或通过阅读过程获得经验。这里对“事件（event）”的借用，显然不是在费什的意义上的借用。“十七年”间的文学批评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个的重要“事件”。我们要考察这些批评运动的源起、过程和结果，分析运动发生的原因，探究其中的历史细节，就不得不将其作为一个个的重要“事件”去对待。通过对“事件”的考古式的分解、剖析，在具体的批评历史环境中寻找蛛丝马迹。在这个意义上，读者批评所起的作用，就远不止仅仅是对作品文本的评论，也不仅仅是体现了“权威批评的延伸”，而是起到了一个多方位的功效。众多读者批评（不管是真实的读者批评，还是有意组织的读者批评，还是非真实的读者批评）和作品文本一起构成了“事件”本身。“十七年”的文学批评，正是由这些“事件”所构成。如果摈弃了读者批评，不仅不可能把握“事件”的全貌，甚至这些“事件”也难以成为真正具有批评意义的“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十七年”读者批评的“不纯粹性”恰是批评研究所最需要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读者批评所具有的政治性、社会性、乃至因其多而杂显得琐碎、芜杂，导致众多的读者批评并不完全在文学的意义上展开，给“事件”披上了一层“社会”色彩——是哪些人，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参与、推动“事件”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起伏变化、柳暗花明？“事件”的发生和结束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影响是否只存在于文学的范畴之内？文学制度、单位体制、乃至经济动态会不会对“事件”的发展造成偏离？等等——我们才能够超出文学审美的视域，从不同的视角、领域去发掘和体味。这样看来，研究读者批评，就不能固守文学批评的领域，还要进行社会文化史性质的并行研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的读者批评研究才能跳出既往研究的窠臼，见出其真正的价值来。

本文原刊于《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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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集中发表刘起林：《社会文化的体制政治化解读——论<我们夫妇之间>系列现象的精神同构特征》；姚晓雷：《从“萧也牧事件”反思文学政治追求与审美品格的复杂性——健谈当代文学研究应注意的一个原则》；赵卫东：《寻求“文学事件”再度进入文学史的契机——从“萧也牧事件”说起》；张鸿声：《当代文学中日常性叙事的消亡——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②姚丹：《“艺术力”与“人民力”——从冯雪峰批评<我们夫妇之间>谈起》，《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③丁玲：《谈写作》，《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④⑱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四卷第五期。

⑤ 涂光群：《雪峰》，《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⑥ 此处统计据《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具体数量或有出入。

⑦冯雪峰：《欧阳山的<高干大>》，《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⑧ 冯雪峰：《柳青的<种谷记>》，《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

⑨ 冯雪峰：《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

⑩冯雪峰：《柳青的<种谷记>》，《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⑪ 陈晓明：《不可能的三驾马车——试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源起与建构》，《文艺争鸣》2013年第12期。

⑫ 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第三卷第三期。

⑬侯金镜：《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文艺报》1956年第18号。

⑭ 裘祖英：《论正确的批评态度》，《光明日报》1951年7月28日。

⑮ 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第五卷第一期。

⑯邢晓群：《唐达成谈韦君宜》，邢晓群、孙珉编：《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

⑰ 陈涌：《萧也牧的创作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⑲ 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页。

⑳ 《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

㉑王彬彬：《也谈“日丹诺夫主义”》，《东方艺术》1996年第2期。

㉒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论选》，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386-387页。

㉓ 茅盾：《谈“文艺自由”在苏联》，《茅盾全集》第33卷，第582-594页。

㉔ 邵荃麟：《党与文艺》，《文艺报》第四卷第五期，1951年6月25日出版。

㉕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952年第10期。

㉖关于“十七年”的读者批评，可以参见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李卫国：《互动中的盘旋——“十七年”的读者与文学》，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刊稿）。魏宝涛：《<文艺报>与“十七年”读者空间建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徐勇：《“权威”的出场——试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读者的实际功能和尴尬处境》，《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年第3期。龚奎林：《<人民日报>与“十七年”文学生产》，《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沟通、交流与审美失衡》，《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十七年”时期<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读者来信”考察》2012年第5期。王秀涛：《读者背后与来信之后——对<人民文学>（1949—1966）“读者来信”的考察》，《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3期。以及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和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相关章节。

㉗㉘㉞㉟㊶（美）斯坦利·费什（Stanley Eugene Fish）著，文楚安译：《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4，5，57页。

㉙ 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㉚ 李卫国：《互动中的盘旋——“十七年”的读者与文学》，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未刊稿）。

㉛ ㉝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1319，1319页。转引自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㉜《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人民日报》1950年4月19日。转引自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㊱ 参见肖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与流变》之（第一章第一节）《战后到50年代苏联的文学批评》，第8-28页。南京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未刊稿）。

㊲ 张光年曾回忆，1952年文艺整风运动中，在文联党组扩大会议上，胡乔木做动员报告，周扬称赞胡乔木有日丹诺夫的味道。其语气是赞誉的。李辉：《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

㊳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㊴ 石湾：《共和国文坛的第一场运动》，《世纪》2008年第4期。

㊵ 白村：《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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